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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勇丨日见丧失的大学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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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问题是我们的学生不会读书，不会读原典。这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只是让学生去读或听那些三转手、四转手的或拼凑的教材。概论加通史的模式，是以否定东西方人文传统和不相信师生们能读懂、能分析与理解原著经典为前提的。上世纪50年代初期学习苏联以来，中国大陆的大学习惯于硬性地、填鸭式地喂养学生，养成学生学习的被动、怠惰，特别是思想的懒惰。长此以往，就丧失了原创性与思想的能力，只会人云亦云。
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孟子·梁惠王下》）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先生的那句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就是由这句话变化而来的。大学精神主要是靠大学师生，特别是教授们承载与传扬的。
教授应是有着孟子倡导的浩然正气的大丈夫。然而，今天所谓大学教授已发生了蜕变，不再是社会良心的代表，对官府、习见与流俗不具有反省与批判精神，而且教授在学校内的地位下降到无足轻重的地步，这正应了孟子的那句话“下乔木而入于幽谷”（《孟子·滕文公上》）。
首先，我们讨论教授在校内外地位与作用下降的原因。我想无非是三条：一是科层式、衙门化的管理体制，二是工具理性的评价体系或机制，三是名利诱感。
教育经费来源的单一与权力垄断，使各校不得不俯首称臣并取悦或争宠于最高或地方教育首脑机关。同理，各院系、学科、学者也不得不俯首称臣并取悦或争宠于校方。管理机构叠床架屋，各级教育机关与官吏多如牛毛。
在目前的这种体制下，学校自身亦变成了官场衙门，教师成了各级领导治下的齿轮与螺丝钉。各级领导人的话都是圣旨，不管这话符不符合教育规律，都必须立马执行。政出多门，各种条条框框限制着教师，谈什么独立人格、自由精神，那都是空话。
一旦作为教育主体的教师变成客体、工具，一旦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等，连具体做法，连怎么讲课怎么做研究都只能听命于各级领导（他们都是内行，老师反成了外行），并围着领导转，那就不可能有什么大学精神。
教授会、学生会形同虚设，只是摆设或工具。学校权力机构无需得到教授会、学生会及学校其它力量的制衡。长官意志凌驾一切，官本位愈演愈烈。
与前述管理体制相联系的是评价机制。无论是对学校、院系，还是对学科，抑或对学者个人，现行官私评价体系与评价本身就是紧箍咒。现行管理体制与评价机制之下，只能按一种模式办学，所有大学、学科都不可能有自身特色，也只需一种模式的人才，所有学者都不可能有自己的个性特色。
当今的评价机制或体系，所有标准，已经无关乎教书育人、学术研究的本身及其真实性。真正的学者本不会太在意官私机构的很多评比、评奖、评估、排名之类，因为其中大有文章，多属不良竞争，不能反映实际水平。
但学校、院系、学科与教师本人如不理睬这些检查、评比，如不争上各类项目、课题、学位点或名目繁多的“工程”“重点”“精品”或“跨越或进入新世纪”的“人才”或这“山”那“河”的“学者”“教授”等，其发展就会被耽误或受到限制，甚至会被淘汰出局。
马太效应，有的越有，没有的越没有，使所有的学校、院系、学科与教师不能不拉关系、走门子，巧钻营，只在填表、评比上下功夫，因为也实在没有时间、精力具体下工夫于教学、科研。而学校与院系工作，不能不以应付各类评比、检查、考核为纲。
填表成了教师们的日常工作，几乎每天都有表要填，有的一个表加上附件足有几十页，甚至近百页。文牍主义愈演愈烈，其根子就在教育部！工科思维笼罩一切，所有学科都只能按工科的法子办。文科中也是以社会科学压倒一切，人文学科已非常萎缩，被边缘化。一切都要考核，按以上标准计量、计算、计较。
教育的产业化或变相的产业化，创收压力，卖文凭与变相的卖文凭，办学经费不足的压力与限制，是大学风气变坏和大学精神沦丧的重要原因。管理体制与评价机制，部分源于这一压力。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逼良为娼”。
与前述科层式的管理与工具性的评价机制相联系的是功名利禄的诱惑。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整肃或打压，主要被物质主义的利诱或“二桃三士”所取代。
前述管理、评价机制中讲到名目繁多的评比，一切都要计量等，这都与教师们的经济利益一一挂钩。这种管理方式、评价体系与金元挂帅、名利诱惑，阉割了大学精神，妨碍了教师的自由精神的培养与道德人格境界的提升。
中青年学者对学校里的各种官位、职位趋之若骛，都希望兼任某部长、处长、院长等，当然有真心诚意为大家服务的，但很少，这种趋势也折射出校内官员与教授相比的优先性。
功利至上，名誉地位金钱的诱惑，造成我在本文开头所说的，今天的大学教授们已不是公共知识分子，不代表社会良心，没有反省与批判精神，只是官家与大众文化的跟屁虫。教授日渐委琐，对学生的身教言教便可想而知。以上三点也是大学人文精神沦丧的主要原因。
其次，我们来看大学的人文教育。大学人文教育被政治教育取代或成为附庸，又被专业教育挤压或掩蔽。我多次说过，除了分科壁垒分明的毛病影响人文教育之外，中国大学即使现在有了通识课程，其毛病与文科各专业教育一样，仍是原理、概论、通史之类的课程太多，东西方原著经典导读的课程太少。
古今中外的文化经典具有深长久远的滋润作用，给人以创造性的和不断反刍的精神空间，是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马克思曾经说过，希腊艺术、史诗或莎士比亚的价值是超越时空的，在一定意义上说，那是一种规范和不可企及的范本。
同样的，各民族前现代文明中大量的文学、艺术、宗教、哲学、道德、伦理、历史等经典，西方近现代政治学、法律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哲学、历史学、文学等经典，都是非常宝贵的资源。
问题是我们的学生不会读书，不会读原典。这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只是让学生去读或听那些三转手、四转手的或拼凑的教材。概论加通史的模式，是以否定东西方人文传统和不相信师生们能读懂、能分析与理解原著经典为前提的。
上世纪50年代初期学习苏联以来，中国大陆的大学习惯于硬性地、填鸭式地喂养学生，养成学生学习的被动、怠惰，特别是思想的懒惰。长此以往，就丧失了原创性与思想的能力，只会人云亦云。
人文教育面临来自现代化、全球化、功利化的时风的挑战与压力。由于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片面地膨胀科技知识与过早地分科，使大学教育对象的东西方人文素养十分薄弱，特别是传统人文知识与人文精神之修养十分欠缺。
在西化日甚一日的背景下，本土化的人文资源的发掘、传承、参与、创造、转化的工作尤显重要。中国大中小学生理应接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最起码的教育，例如修习《四书》及《老子》、《庄子》、《左传》、《史记》、《汉书》、《诗经》、《楚辞》等等经典及古代其它的诗词歌赋、棋琴书画等。《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理当是中国文化最基本的教材，其中饱含中华民族基本的价值理念与做人、做事的依据，是立身行世之本，安身立命之道。
其中的仁爱忠恕，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思想，一直到今天，仍然是全人类文明中光辉而宝贵的精神财富。《四书》理应进入国民教育体系，进入人生观形成关键期的初中生的课堂。
我们目前的大学人文教育，再怎么努力，也难以弥补我们的学生从儿童、少年到青年应当受到的博雅的教育、人性的养育，难以培育国民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源感与认同感。
由于以上原因，加上社会与校园文化的功利化、低俗化，学校对学生的管理工作的种种弊病，使得大学培养的各层次学生，从人生信念、境界、趣味、人品、精神风貌等各方面来看，不可能给社会传达或释放出人文精神及其信息。
最后，我们再来看大学校园的环境。文化环境前面提到了，我这里说的是自然生态环境。现在各地建设的大学城，各校的新校区等，基本上是水泥森林，完全没有自然山水，加上师生脱节（现代教育的弊病之一本来就有师生分离，而大学城、新校区使这种脱离更甚），这对学生单调的生活无异于雪上加霜。
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与西方近代以来的寡头的人主主义不同，不与宗教、自然、科学相对立。古代官私学堂的建构，充分体现了“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理念，学生涵泳于其间，养育出来的心胸、气质当然也不一样。
古代官学与私学的优长不仅如此，还有教授的地位，师生的互动，启发式教育等，限于篇幅，不能赘述。
我在十五年前就说过，大学人文精神在官商夹击之下日见丧失。这十五年来，可以说变本加厉。我与同道一起，知其不可而为之，希冀改善这一状况。
文章转载自：珞珈书生郭齐勇
郭齐勇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与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6年被评为国家级教学名师，2017年被评为世界儒学研究杰出人物。
曾任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会长与主席、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等，现仍兼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专长为中国哲学史、儒家哲学。
著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儒学之精神》《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中华人文精神的重建》《儒学与现代化的新探讨》《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中国人的智慧》《中国思想的创造性转化》《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熊十力哲学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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